2013年，笔者有幸申请成功，成为葛兆光教授创办和主持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当年的访问学者，在此从事当时正在进行、后来刊发在剑桥大学英文“中国历史学刊”上的关于晚清经学余绪的一项研究。在获邀进行的公开讲座上及后来的非正式聊天交流中，都感到葛教授开明、坦诚、接地气的人格和个性。
葛教授近期获得汉学研究唐奖，已成为新闻热点，而关于其思想史的写法的一些议论，再度被网络翻炒。笔者当然知道，一些争议的存在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思想史的写法和读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读者对当代中国的一些经典文本，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绕不开的里程碑式巨制。但既有珠玉在前，葛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仍然成为当代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同样绕不开的著作，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他确实以创新的方式，把思想史的写法重新定义了一遍，也就是说，不仅在历史脉络梳理、思想家和流派的探讨上，更在于他对史料的极大拓展，对思想的“知识考古”式的带有距离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思想”和“知识”的关系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写作过程本身是高度批判和审视的。
具体而言，葛教授带动人们思考：思想史的定义是否首先应该拓展。在笔者看来，“哲学史”的描述对象，基本上是哲学史已有定评的哲学家，而值得书写和评述的定义就是具备哲学意义上的原创性和批判性，其学说能够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明确提到的“斯宾诺莎的情感理论”（Spinoza’s theory of emotions）和休谟对因果关系（causality）的批判。
但“思想史”较之“哲学史”，可以说一方面拓展到非纯粹哲学意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一方面也向下兼容了一些非职业哲学家，但思想敏锐超前的思想家，如晚清改良思想家和商人企业家郑观应。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哲学贡献，但回应了晚清中国最紧迫的自强和经济民族主义问题，其写作既系统又具有明确的“救时”目的性。
然而，葛教授的思想史考察对象，与这种尖锐犀利的思想相比，显得更缺少明确的议程和作者自我意识，而是进一步拓展到他始终着力强调的“一般知识”。如果说，郑观应即使不是哲学家，也是社会精英，那么“一般知识”所关注的，则是弥漫在精英和民间的一些普遍意识。这种普遍意识和知识，未必得到系统和目的明确的书写，也不以某一本著作为唯一载体，但却广泛地存在于当时多数人的普遍意识中，如葛教授强调的，东汉时期中国人对生死问题和死后世界的强烈兴趣。
事实上，描摹和探究在这个弥漫性的层面上的，有时甚至缺少清晰整理和言说的普遍意识，如葛教授所称的战国时代那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世界”，难度或许高于对既有经典文本的反复解经或诠释，而要求研究者绕开几乎已经固定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众神殿，研究生活经验、日用知识，乃至实用性技术如占卜，这样做的目的正是把思想史从对精英和名家文本的诠释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转而关注社会上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
葛教授的另一个批判视角，是一种知识考古式的，对“思想家如何建构”所进行的批判反思。例如他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中，曾专门对在现代的思想史书写中地位极高的王充和范缜的崛起，进行了一番梳理，暗示这两位在同代人眼里并不特出的思想者，其地位骤然上升，是因为现代研究者将现代的问题意识，如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大力强调，投射到了古人身上。由此，葛教授提醒我们，传统的思想史书写常常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在《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则明确可见作者对梳理国家对宗教的规训和某些仪轨消失的“知识考古”兴趣。
此外，葛教授的方法论中随处可见对时间、空间、地理、图像等元素的重视。这也提醒人们，研究思想或一般知识，不能仅仅聚焦文本，而忽略非文本的因素。
当然，笔者的简述相对于葛教授著作的宏富而言，只是挂一漏万。在笔者看来，唐奖所颁发的对象，几乎都不是某一个领域特别深而窄的“专家”，而是具备广阔的全球视野，一边立足中国考察世界，一边从世界的角度重思中国，焦点在“中心”和“边缘”之间转移的智者。这些学者的获奖，体现了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以及对顶尖的研究者须具备深厚学识、全球视野和批判意识的期待。
作者：禾火文学